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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西走廊解说词之五 造 像
 河西走廊之五

造 像
 
 公元412年，东晋十六国时期
 
公元412年，一个年轻的僧人登上了河西走廊东端的天梯山。
 
他用清澈睿智的眼光审视着祁连山起伏跌宕的景色，心中充满喜悦与激动。
 
因为一个叫沮渠蒙逊的北凉国君指示他们在这里建造在当时看来举世无双的佛像石窟。
   
他，就是昙曜，一个杰出的佛教徒，
 
同时，也是一个出色的寺庙建筑工程师和一个富有热情的幻想家。
 
如此巨大体量的工程让昙曜兴奋不已，他仿佛听到了工匠们的声声斧凿在山中回荡。

佛教徒昙曜长期居住的凉州，就是今天河西走廊最东端的城市武威。
 
天梯山在武威城南，是祁连山东线的一条支脉，峰峦起伏，山势峻峭，登临之难，犹如上天梯。
 
昙曜等人开凿的石窟就位于天梯山的岩壁上。
 
据历史文献考证，天梯山石窟有可能是中国历史上开凿最早的石窟。
 
20世纪50年代在天梯山下修建黄羊河水库时，文物部门对这座石窟进行了抢救性保护。
 
于是，今天的人们依然可以在水库边看到数百平方米的壁画，十七个佛龛与一百多尊佛像。
 
石窟，并不只是石壁上的山洞，有时也指在河畔山壁开凿的佛教寺庙。
 
有的石窟是供僧人修行住宿的，而有的石窟则是专门供信众进行礼拜。
 
在环境优美又险峻的石壁上开凿石窟、建造佛像，可以让建造者表达他们的虔诚和奉献，更令来到这里的人们感受到佛教的神圣和美好。
祁连山，恰好就是这样一座理想的山脉。
 
由于释迦牟尼本人不主张设立偶像，因此佛陀在世时及圆寂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在古印度一直没有出现佛像，只有佛塔、法轮、足印等象征性的表现物。
 
公元前327年，马其顿帝国亚历山大大帝入侵著东方，同时带来了古希腊雕塑人像的文化和艺术。
 
古印度的西北边疆有一个名叫犍陀罗的地方——也就是今天的阿富汗南部、巴基斯坦北部及克什米尔地区，那里的艺术家们为希腊艺术的美所感动，开始用石头雕刻自己心目中的圣人。
 
于是，在释迦牟尼圆寂后约600年左右，他的具体形象开始被人们塑造出来。他的脸形通常是椭圆的，同时还有高鼻梁和一头波浪形的卷发，他斜披希腊式的大褂，就像一位希腊神平添了几分东方的韵味。
 
逐渐地，艺术家们将印度用于修行的石窟和巨型佛像结合起来，创造了“石窟佛像综合体”，这就是佛教石窟艺术的发端。
 
从公元2世纪到3世纪，罗马、安息、贵霜和汉帝国四足鼎立，紧密联系，使得横亘东西的丝绸之路全面繁荣起来。
 
在这条道路上，驮着丝绸、宝石和香料的商队来往不绝，同时还有怀着崇高信仰的僧侣，他们不畏艰辛，希望像释迦牟尼一样，把了悟的世界带给更多的人。
 
而佛教真正大规模进入中国的时候，恰逢由中原王朝掌控天下的帝国时代正在黯然结束。
 
在魏晋南北朝崩溃与混乱的世道下，移民百姓和官宦世家几乎都陷入迷惘之中。
 
就在此时，那些不辞辛劳、心怀大志的佛教徒们沿着天然通道——河西走廊小心翼翼地进入中原。
 
鸠摩罗什，就是由西方进入河西走廊的那些僧侣中的一位。
 
他是中国佛经翻译史上公认的第一大家。他自西而东的旅程不仅推动了整个汉地佛教的发展，甚至影响到我们今天的语言生活。
 
鸠摩罗什生于西域龟兹国，他的父亲是从印度迁徙到西域的贵族后裔，母亲是国王的妹妹。
 
没有人知道第一个来到龟兹的佛教徒是谁，来自哪里，什么时候来的。当佛教从古印度传到龟兹的时候，龟兹人很快地接受了这个信仰，并开始大规模地开凿石窟，以表达自己的虔诚。
 
很快，龟兹成为佛教圣地。
 
鸠摩罗什7岁时就随笃信佛教的母亲一同出家了。
 
不知是生来聪慧还是天赋使命，12岁的鸠摩罗什已经可以开坛讲法，令远近的信众与国王都聚集到了他的身边。他的名字被传播开来，许多国家都邀请他做自己的国师，但鸠摩罗什丝毫不动心。
 
后来，鸠摩罗什被龟兹王誉为国师，名声也从西域传到了中原。
 
鸠摩罗什的母亲曾经告诉儿子，他将去往东土传经说法，而且，途中将历尽坎坷磨难。
 
但鸠摩罗什没有料到，自己会以这种方式来到东方。
 
公元385年，前秦将军吕光带领军队进驻河西走廊的凉州城，并在这里建立了后凉国。
 
城中的人们时常会看到一个奇怪的情景：一个西域相貌的僧人，不管走到哪里，身边总围绕着一群士兵。这个僧人就是鸠摩罗什，这些士兵并不是他的手下，而是负责监管他的。
 
吕光奉前秦皇帝之命从龟兹带走了这个负有盛名的高僧，在将军吕光的眼里，鸠摩罗什只是一件特殊的战利品。
 
据《高僧传》记载，吕光曾强迫鸠摩罗什娶龟兹公主为妻，还让他在大庭广众之下骑上恶牛烈马，但鸠摩罗什忍辱负重，面不改色，令吕光也感到惭愧了。
 
吕光为鸠摩罗什定下规矩，外出时间不能太久，还不能离开住地太远，鸠摩罗什没有想到，这样的生活，将会持续17年。
 
这17年间，鸠摩罗什就如同囚禁在笼中的鸟儿，时常感到前路渺茫。他离乡背井，来到河西走廊，支撑他的正是传教到中国的使命，但在这样失去自由的情况下如何才能实现去中原传法的宏愿呢？
 
鸠摩罗什决心不让自己沉沦，他从周围的人开始传法，多让一个人领悟佛法、脱离苦海，就是多做了一件功德。
 
离鸠摩罗什最近的人就是吕光军队中的士兵。
 
鸠摩罗什注意到，他们是来自五湖四海的中原人，他们所说的汉语发音五花八门、变化多端。为了弘扬佛法，鸠摩罗什一边传法一边学会了很多中国方言。   
 
正是在河西走廊的这17年，使鸠摩罗什对中原文化有了深刻的了解，汉语读写能力突飞猛进，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译经大师正在河西走廊辽阔的土地上悄然成长。
 
经过漫长的等待，在被困凉州17年之后，鸠摩罗什已经不抱什么离开的希望了。
 
但他没有想到，就在这一年，自己的命运将要发生巨大的转变。
 
虽然吕光不重视鸠摩罗什，但是对鸠摩罗什百般景仰的国君却不在少数。
 
后秦国君姚兴为了要将高僧鸠摩罗什据为己有，不惜在公元401年五月，派遣十万大军讨伐凉州，终于将鸠摩罗什迎到长安。
 
这一年，鸠摩罗什已经58岁了。
 
他彻底摆脫了在凉州的半囚徒式生活，成为后秦的精神领袖。
 
事实上，自汉帝国末期，佛教就已传人中国。但当时中国的社会秩序完全是按照儒家的规范来建立的，这里的帝王和人民觉得，孔子已经非常深入和全面地思考过现实世界的运行方法，外来的宗教或其他思想就没有必要再来指手画脚。
  
直到东晋十六国时期。少数民族的帝王入主中原，这一状况才被完全改变。
 
对老百姓来说，长期战乱、居无定所便他们感到痛苦，不明白这样的现实世界究竟意味着什么。
 
而对北方民族的君主来说，从小到大的生活就是弱肉强食、胜者为王，要让他们接受讲究等级秩序、忠孝观念的儒家学说十分困难。
 
这时候，一个关于寻找生命意义的答案，一种解脱痛苦的方法，一套令社会平稳安定的价值体系，自然就会引起人们的关注与向往。
 
在后秦的都城长安，皇帝姚兴在城北大兴土木，为鸠摩罗什盖起了说法的场地——“逍遥园”。广阔的庭院里，有数座高大的楼台，中间布置有假山花草、奇珍异兽，每到鸠摩罗什说法的时候，就有数千人到来听讲。
 
鸠摩罗什见姚兴愿意为佛教如此投入，趁机向姚兴提出自己在凉州的时候就开始酝酿的一个宏大计划——
 
重新译经，让佛祖的真知灼见可以准确无误地传达。
 
姚兴十分赞赏鸠摩罗什的建议，他立即为鸠摩罗什开辟了译经场，还特地选派了800名僧人来配合他的工作。
 
长安译经场，由此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国家组织的大规模译场。
 
为了还原佛经的本来面目，鸠摩罗什在弟子们的配合下，首次对佛教全部关键词汇都给出了详细、准确、深入浅出的解释。
 
鸠摩罗什的译经几乎触及佛教浩繁经文的各个方面，他的译著，大部分成为中国佛教各宗派立宗的经典依据。
 
“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名句就出自鸠摩罗什翻译的《心经》。
 
这位西来的高僧通过对语言的卓越理解．将印度佛经化作优美的汉语经典，1600多年来没人去增减或改变一个字。
 
在汉传佛教历史上，鸠摩罗什、真谛、玄奘、义净、不空被称为五大译师，其中三位都曾到过河西走廊，鸠摩罗什是年代最早的一位，中国佛教因他的出现而面貌一新。
 
虽然鸠摩罗什翻译的是佛经典籍，但他的影响却超出了佛教的范围，烦恼、苦海、未来、心田、爱河……这些最初由鸠摩罗什创造出来的汉语词汇今天已经成为了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丰富着我们的精神世界。

 
公元413年，70岁的鸠摩罗什在长安逍遥园圆寂。
 
临终前，他说：
 
“如果我所传译的经典没有错误，愿我的身体火化之后，舌头不会焦烂。”
 
果然，他的形骸灰飞烟灭，舌头却真的依然如生。
 
一千多年后，我们再次来到武威这座以鸠摩罗什命名的寺庙，这里香火依旧，肃穆依然，一代译经大师鸠摩罗什的舌舍利被奉归此处修塔供养，成为纪念他曾经在河西走廊17年沉思默想岁月的历史见证。
 
他在河西走廊与博大精深的汉文化相遇，又在长安译经场赋予了佛经更丰富的层次，使佛教最终可以在理论基础上与儒家和道家并立，成为中国三大思想体系之一。

 
公元411年，一位叫作沮渠蒙逊的匈奴勇士带领他的族人攻克凉州，并定都于此，他统一了河西走廊，建立北凉，自称为“河西王”。
 
此时，距离鸠摩罗什离开凉州已经过去了近十年，佛教已渐渐扎根在河西走廊的土壤。
 
当年，他曾在吕光的宫廷里见过鸠摩罗什。
 
当时他就暗自发誓，若自己成为国君，一定要弘扬佛教，让天下人因为信仰而凝聚。
 
成为一方霸主之后，沮渠蒙逊开始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大力扶植儒学和佛学，译佛经，立学校，广揽人才。
 
但遗憾的是，当他成为北凉河西王时，鸠摩罗什已身在长安。
 
恰好沮渠蒙逊听说有个名叫昙无谶的天竺高僧来到了河西走廊，还随身携带着一本写在桦树皮上的古老佛经《涅槃经》。他立即将昙无谶迎请到凉州，尊为上宾，并请他翻译这部神奇的佛经。
 
而就在此时，命运指引昙曜来到凉州修习佛法。
 
他学习和追随的，就是当时的高僧昙无谶在凉州翻译的《涅槃经》。
 
这部经卷是昙无谶在凉州翻译的最重要的佛经，在这部著作中谈到了禅修是学习佛法的最佳途径。
 
而中国的道教与儒家同样注重修行。
 
因此，佛教的禅修方法很快获得了河西走廊士人学子们的认同并在北凉国流行起来。
 
但是，要想一心一意地禅修，就需要寻找一个幽雅僻静的地方。于是，河西走廊的祁连山便成为石窟开凿再理想不过的场所。
 
作为北凉的国君，沮渠蒙逊开始筹备建造一座规模雄伟的石窟。
 
昙无谶及昙曜等凉州僧人选定了天梯山，开始召集工匠们开凿石窟，大规模建造佛像。
 
沮渠蒙逊还特意要求昙曜在窟中为他刚刚逝世的母亲车氏雕凿了一尊5米高的石像。
 
对于昙曜来说，这座石窟的修建，将成为他非凡事业的起点。
 
许多年以后，他将前往北魏首都平城，也就是今天的大同。
 
在那里，他将和自己的工匠们打造一座蜚声世界的巨大石窟。
 
那就是——云冈石窟。
 
天梯山石窟不仅成为北凉的佛教圣地，众人修行朝拜的中心，它还在一个历史的瞬问无意中挽救了河西走廊的佛教徒，令这里的寺庙僧人免遭灭顶之灾。
 
公元429年，北凉皇宫内的沮渠蒙逊接到一个噩耗，出征邻国的太子死于乱军之中。
 
听到这个消息的沮渠蒙逊大发雷霆，他把征战失败，太子横死的结果归罪于高僧昙无谶——
 
因为出征前他让昙无谶为太子做的占卜是好的结果。
 
沮渠蒙逊痛骂佛法无用，下令遣散僧人。
 
在佛教传入的初期，僧侣在某些时候还会被混同于方士，而高僧也不得不兼具大法师的角色，时常要为国君占卜吉凶。
 
此时，昙死谶并不在意自己的生死，而是对佛教在北凉的命运充满担忧。

如果国君迁怒于佛教，那么佛教在这个地区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地位将荡然无存，僧侣们为弘扬佛法所付出的心血也将付诸东流。
 
当面对佛祖塑像祈祷的昙无谶偶然抬起头时，看到佛像的面容。
 
他沉思片刻，派人前去禀告沮渠蒙逊说，在天梯山石窟有神秘的事情出现，请国君立即前来查看。
 
沮渠蒙逊闻讯火速赶来。
 
昙无谶告诉他：
 
因为皇上下达了毁灭佛教的命令，大佛泪流不止。
 
沮渠蒙逊仰望佛像，惊讶地发现自己为母亲造的这尊佛像。面颊上竟然有深深的泪痕。
 
沮渠蒙逊幡然醒悟，收回了灭佛的命令。
 
或许，大佛的眼泪是雨水形成的痕迹。
 
或许，是僧人精心安排的计策。
 
无论是人为还是巧合，总之，高僧昙无谶和天梯山石窟的佛像一起，阻止了一场即将发生在河西走廊的大规模灭佛活动。令佛教文化和艺术可以在这里继续生长，并为中土文化输入源源不断的灵感，更为后世的人们留下无可估量的文化遗产。
 
就在天梯山石窟造像的同时，祁连山沿线的一批佛教石窟也在五凉时期相继开凿。
 
它们是——
 
敦煌莫高窟北凉三窟第268、272、275窟；
 
玉门昌马石窟下窑第4窟；
 
张掖肃南文殊山石窟千佛、万佛二洞；
 
肃南马蹄寺石窟群；
 
金塔寺东、西二窟。
 
它们和天梯山石窟一起被统称为河西早期石窟。
 
这些石窟是佛教进入中国的清晰线索和深刻烙印，它们承袭新疆龟兹、于阗等地造像传统，带着鲜明的西域和印度色彩，并最早开始融合汉地艺术，汲取新的元素，形成独具特色的石窟样式。
 
中国著名考古学家宿白对此极为关注。

 
1986年，宿自在《考古学报》上正式发表了他的观点——
 
《凉州石窟遗迹和“凉州模式”》。
 
他把新疆以东、河西走廊上现存的早期佛教石窟造像艺术手法命名为“凉州模式”。

 
1994年，70多岁的宿白，亲临天梯山石窟实地考察，确认天梯山石窟创立了“凉州模式”。
 
他认为，凉州模式可分为两个阶段：
 
晚期则以肃南金塔寺、文殊山千佛洞和炳灵寺第二期龛像为典型。
 
接下来．这种河西特色的艺术风格又由昙曜和内迁的工匠们带到了中原。
 
从平城的云冈石窟，再到洛阳的龙门石窟，中原佛教石窟艺术的成就，无不闪耀着凉州石窟的熠熠光彩。
 
通过造像风格的细致比对，专家们发现，南北朝时期佛教艺术在河西走廊兴起后，并非按照最短路线传播，而是由凉州至平城，再由平城至洛阳，接着再回到长安和陇东的有趣路线，而像天水的麦积山北朝石窟和陇东的北石窟寺同样是这条佛教石窟艺术传播路线上留给后人不朽的艺术杰作。
 
毫无疑问，河西走廊成为西域佛教艺术传播到中国的第一站和驻泊地。
 
它们停留在这条宽大的通道上。
 
它们渐渐适应着当地的环境。
 
它们汲取着新的艺术元素，小心谨慎地尝试着最早的造像形态，渐渐地，一种有着河西走廊风格的凉州特色石窟诞生了。
 
令人感慨的是，秉持儒家文化的人们，没有排斥这个来自异域的宗教。相反，他们以兼收并蓄的开阔心胸与气度，在河西走廊培育了深厚温和的文化土壤，令生活在这条通道上的人们对佛教的态度更加宽容。
 
张掖肃南的马蹄寺石窟群，正是由大儒郭瑀率领弟子为读书讲学而开凿，最终发展成为了佛教圣地。
 
在河西走廊相对宁静的土地上，儒家文化与佛教如同两条汇聚的河流，开始了它们最初的彼此探索、琢磨、交融与激荡。
 
通过河西走廊，佛教文化和石窟艺术继续向东传播，进而深刻影响了广袤的东亚大地。
 
到了南北朝时期，佛教已经流行至整个中国南方，各代帝王都大建石窟、寺院。
 
此时，中国内地也涌现出不少影响深远的高僧，他们中的一些人开始自东向西穿越河西走廊，回溯佛教的起源，将中原文化对佛教的融合与提炼反哺西方。
 
自三国时期的高僧朱士行第一次踏上西行求法之路后。这条走廊见证了无数高僧大德追寻信仰的身影：竺法护、法显、宋云、惠生、玄奘……
 
就这样，西来东往的这两种足迹，在公元四世纪末、五世纪初重叠在了河西走廊。
 
在今天河西走廊上的金昌市永昌县。有一座始建于公元561年的寺院一圣容寺。
 
它原名瑞像寺，与其他供养佛像的寺院不同，在圣容寺正殿内供奉的是一块石壁。石壁的轮廓形似一位正在行走的僧人。这尊天然形成的石像被称为“凉州瑞像”，它的由来，与河西走廊上一直流传着的一个神奇传说有关。

 
公元435年，一个叫刘萨诃的北魏僧人向着落日的方向独自行走。他来到河西走廊的凉州番和县，也就是今天甘肃境内永昌县城西二十里的水磨关一带。
 
刘萨诃在这里停住脚步，沉默了很久，说：
 
“此地即将出现天然的佛像。
 
接着，他又说：
  
“佛像的变化会预示着天下的兴衰。”
 
在他说过这两句话的86年后，水磨关绝崖石壁上竟然真的显现出一尊石头佛像。
 
人们惊讶万分，称其为“凉州瑞像”。
 
通常，佛教徒会把祥瑞圆满的诸佛菩萨的造像称为瑞像，而这尊天然形成的佛像可谓是自然造化的神迹。
 
从此，刘萨诃被尊为神佛，人们为他和石佛瑞像修建了一座寺院，以示纪念。
 
据说，公元572年的一天晚上，石佛瑞像的佛首突然自行落地。
 
两年之后，北周武帝宇文邕就下令焚寺灭法，天下寺院皆遭焚毁，无数僧众受严厉打击，瑞像寺也没有逃过此劫。
 
刘萨诃的预言似乎一一应验了。
 
佛教进入中国后，一直积极与知识阶层的雅文化和统治阶级的权力文化进行融合，但佛教在民间的传播和发展状况一直处于朦胧的迷雾之中。
 
也许，刘萨诃这个特殊的高僧刚好弥补了这个空缺。
 
他的预言和传奇的故事被普通的老百姓接受，在不断的传颂中变得越来越丰富和神奇，凉州瑞像也一直得到信众的供奉。
 
今天，在河西走廊的石窟中，仍保存有不少以凉州瑞像为题材的作品。
 
这是五代末期开凿的敦煌莫高窟第72窟。
 
在该窟西壁帐门外北侧的北上角，画有一个穿着袈裟的比丘，在深山石窟中打坐。旁边的题榜表明，这就是“圣者刘萨诃和尚”，在这个洞窟主室的整个南壁，更是用情节繁多、画面宏大的经变画形式表现了刘萨诃的故事。
 
在今天的河西走廊上，分布着大量佛教石窟遗迹，它们代表了佛教在不同时期经由这里传播所留下的印迹。
 
敦煌的莫高窟和瓜州的榆林窟，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宏大、保存最完好的佛教艺术宝库。张掖肃南文殊山千佛洞内的北凉壁画运用西域凹凸边晕染法将四壁绘满千佛，万佛洞内的西夏壁画用宏大的气势描绘了佛国世界的神奇景象。张掖的大佛寺始建于西夏时期，寺内供奉着亚洲最大的室内木胎泥塑卧佛。肃南的金塔寺东西二窟保存有十六国北凉以来的彩塑260余身，悬空于壁问的立体飞天，将圆雕和浮雕完美结合，时间上比敦煌飞天还早了300牛。
 
因为这些石窟的存在，河西走廊也被人们称为“石窟走廊”。
 
尽管顶礼膜拜的时代早已远去，但不朽的岩石却赋予了佛像们一种接近永恒的气质，让千年后偶然到来的游山者依然能感受到超然物外的沉静与智慧。
 

公元609年，距离天梯山石窟的开凿已经过去了将近200年。
 
隋朝终于结束了中国数百年分裂动荡的局面，实现了中国的再次统一
 
就在这一年，隋炀帝杨广动身西巡。
 
他来到河西走廊，亲赴凉州番和县，拜谒了瑞像寺的石佛瑞像，并下旨扩建寺院。这一次西巡历时9个月。随行的部队、官员10万余人。
 
作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亲临河西走廊的中原帝王，站在凉州的城楼上向西望去，杨广比任何人都更能感受到这条通道的重大意义。
 
而河西走廊，也因为他的此次西巡，迎来了新的历史机遇。
 




                                                                                             ——待续



 
（摘自网络）